怀斯曼的纪录片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潜在的变化：图书馆也许将成为不是关于书而是关于人的空间，这种秩序重组的密码就藏在电影中无处不在而又具有强大揭示性力量的“脸”上。

　　在高校教授视频制作课的过程中，我发现：因为学校扎根在城市，学生结课作业的选题一般来自于他们对城市某个角落的直觉性认同，包括书店或者书吧（有饮品和“生活美学”商品出售、加入更多文化经营理念的新型书店），相比而言，没有太多人有意探索图书馆。

　　我觉得这个对比很有趣，它意味着书店比图书馆对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作为一个经常需要进出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人，进入图书馆对我来说是一种接近文献或档案的活动，是否正是这种定位，造成了图书馆在当下消费文化和数字网络文化的环境中，让人觉得过时、跟都市格格不入？大城市中的图书馆还能用来做什么？如果很多人认为图书馆伴随纸质书的消失可能会消亡，那么它依然存在的原因应该是什么？或者说，图书馆和当下倡导消费文创的复合型书店相比，怎样做才能够吸引到访客？

　　图书馆里的观察者

　　在观看纪录片《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2017）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写在那些造访图书馆的人们的脸上。

　　这部纪录片用大部分的镜头和电影时间，呈现各种各样的人脸，它们构成的不仅是数量上的集合，也是一种身份和位置：访客。访客意味着从事视觉活动人不是安座的读者，而是可以游走的听众，或者用肢体和言语来表达和倾诉的人。出现在影片中的一位建筑设计师指出：“图书馆是关于那些想要获取知识的人的。”而感官经验的变化，意味着这里的知识已经不再局限于书本。纽约公共图书馆不同分馆中的观看“仪式”。

在这部近七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开头的场景就打破了出入图书馆的人只能是文献阅读者这个传统身份。在影片用第一个镜头（远景）交代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主馆外观之后，跟随摄影机，通过旋转门，我们来到在主馆前厅（大理石构成的阿斯特厅）举行的一场新书分享会的现场。这个厅不设门，是一个对所有进出的人开放的公共空间，于是很多访客驻足、站着聆听主持人与嘉宾的对谈。

造访者被吸引到图书馆中，变成了听众，这种印象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不断被强调，构成了一种视觉上的母题。纪录片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92个分馆中精挑细选，默默地注视，让我们看到，尽管主馆和不同的分馆位于纽约这座城市的不同区域、服务于不同阶层和族裔的公众（从高端捐赠人到流浪汉），并因此而满足了不同的文化品味，却都在调适着一种吸引力策略：让附近社区的市民加入图书馆的活动中，在空间中获得新的视觉秩序，不仅仅作为开放书架的浏览者，也对人的不同存在方式保持好奇和期待。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借由书籍（甚至已经和书无关的项目）展开的丰富活动，比如杰罗姆公园分馆里的早教课、林肯中心布鲁诺·沃尔特礼堂里的音乐演奏会和手语创作分享会、布朗克斯中心的岗位招聘宣讲会、图片珍藏馆与高中视觉素养课程的结合、与社区历史相关的研究讲座、数字阅览室、马尔克斯读者畅谈会、亲子学习活动、放松读者身体的即兴工作坊、服务馆藏高端会员的酒会，等等。

　　沉浸在这些活动中的面孔，不再只是承载埋头于书籍的专注而疏离的目光，更多的是抬头注视，或入神，或放空。纪录片向我们揭示了图书馆知识生产的装置和技术发生的改变，从书架到讲台、投影、舞台，从书桌到观众坐席、电脑、活动垫、编程用具……纽约公共图书馆加入了更多的互动元素和集体观看经验，改变了以书为中心的功能分布。出现在镜头前的面孔，彰显出图书馆中交错的视线，不再仅仅是对文字的单维注视。

　　图书馆也呈现出与美术馆、博物馆类似的特征：读者与可视物（书籍、插画、艺术展览）发生关系，成为了“参观者”，或者说空间景观的观察者，遵守新的观看伦理规范：用专注和交流来表示对物品、讲者的尊重，就像以往用全神贯注的阅读表达对书的尊重一样。

　　镜头中的脸让我们得以读出，这种新的范式正在参观者的身体上不断操演，尤其在特写镜头中，目不转睛的凝望向讲者传达出聆听的反馈，用眼神相互鼓励投入，时不时以表情或笑声确认这种默契。投注到人脸的目光，不同于凝视书籍中的文字符号探索抽象知识，也不同于在书店的商品中漫步、持续遇到新发现，并因此而产生快感的游荡。

　　建立新的秩序

　　面孔是目光的策源地和对象物。《书缘》的剪辑借由面孔之间的关联，彰显目光的施与和接应，以及转型中的图书馆对于塑造新视觉惯性的要求。影片借助声音的知觉连续性，对面孔之间的“想象”关系进行自然化的建构：怀斯曼将现场活动的完整录制同期声作为贯穿始终的声轨，为其匹配来自不同机位和景别的镜头，在切割的视觉空间之间，通过剪辑建立起因果关系——后出现的画面是前一个镜头中视线的结果。尤其是影片中正反打的匹配镜头，不仅设定了读者的听众身份，更暗示了存在于面孔往返之间的一种独特的认知关系：类似观看监视器一般集中而密切的关注。现场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让传统图书馆的目光的构成和效果发生了变化：阅读和诠释的对象变成了人的身体，观察者试图从书籍作者（或其他来到图书馆中，走上台的人）的身体表面而非作者的文字符号中，发现一些尚未知道的东西。

　　就在怀斯曼拍摄《书缘》时，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了颇具争议的改造计划：图书馆拆除了非流通的研究书库，用新的流通图书馆取而代之，把无法吸引一般公众的数百万册书籍转移到了地下书库。一些作家和学者对此不满，通过提起诉讼，反对图书馆管理层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对于管理层来说，面对公共资助的减少，解决危机的优先方案是聚集足够多的注意力和人群，最大化实现图书馆的空间价值。

　　纪录片让我们得以看到，围绕文献而产生的教育性互动活动，让文献本身退入背景之中，这反而积累了吸引力。空间的内在价值逻辑也在发生变化：虚拟空间逐渐取代了实体空间的位置。不仅扫描书、有声书以及各种计算机终端依次出现，而且影片的镜头在数次详细检视管理层的例会场景时，也在提醒我们，新自由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了管理层焦虑的中心：以民主之名，取消信息鸿沟，被视为图书馆应当承载的新的社会功能。

　　拍摄期间，世界上许多大型的图书馆都在面临即将关闭的困境。在这种情势下，怀斯曼的纪录片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潜在的变化：图书馆也许将成为不是关于书而是关于人的空间，这种秩序重组的密码就藏在电影中无处不在而又具有强大揭示性力量的“脸”上。区别于BBC制作的《书香》（The Beauty of Books，2011）或芬兰图书馆频道制作的《图书馆的故事》（Tale of a Library，2018），怀斯曼对于图书馆的观察，并没有执着于纸质书的乡愁，而是揭示了书籍与藏书空间的转型及其中的思想逻辑。